纸上的历史——《乾隆诸暨县志》重印记——诸暨网-尊龙凯时平台入口

    270多年前，当县志编修楼卜瀍将14册簇新的线装书放在县太爷沈椿龄案头的时候，他也许并不会想到，后世会以怎样一种形式，让《乾隆诸暨县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2012年12月底，《乾隆诸暨县志》重印工作结束。270多年前的历史，就以这样一种翻新的形式，重新走入早已“换了天地”的诸暨。

《乾隆诸暨县志》所记的县城图。

    ■记者 寿祈祺

    为后人留下珍贵历史

    楼卜瀍不过是个乾隆庚辰年的举人，他唯一的特长也不过是“以著述名家者，首推卜瀍”。不过，大多数时候，人只要有一个特长就够了——他得到了一份工作：编撰县志。在无数个青灯相伴的不眠夜后，乾隆三十五年（1788年），县志终成，共44卷23类30多万字，将当时诸暨境内的山川地理、人物风情、星野奇闻等均收录其内，且援引颇多，记载周详。

    270多年后，当市档案馆决定重印《乾隆诸暨县志》的时候，局长王玉英说：“想为后人留下前人的历史。”之所以需要为后人留下点什么，是因为前人留给今人的已越来越少。

    遗憾的是，不仅诸暨没有保存完好的原刻本，就连整个浙江境内也找不出一本。“市图书馆和我们馆倒是各有一套，只不过都是残本。”市档案馆保管利用科的宣静野告诉记者，没有一本符合重印条件。

    2011年6月，市档案馆《乾隆诸暨县志》原刻本辑佚、重印及译注项目启动，该项目还被列入浙江省百项档案编研精品。当年12月，市档案馆面向全社会征集保存完好的原刻本。不久之后，市档案馆在业内人士的帮助下，在上海找到了能够用来重印的原刻本。2012年年初，经过严密的校对等流程，这部270多年前的旧志书“回炉重造”。

    “回炉”一套，“产出”了400套。去年年底，400套宣纸线装本《乾隆诸暨县志》重印版全部完成，共分2函14册，和270年前楼卜瀍放在县太爷案头的那14册一模一样，唯一变化的只有沧桑。

    “和最开始一样，都是为了让历史有个承续，让诸暨的过去式能接得上。”王玉英说，其实这也算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归故里”。

    诸暨县志的独特之处

    “我们所知的历史都在纸上。”民间文化人士杨士安说，“过去就是历史，哪怕我们都死了，历史也不会死。只要这个地球会继续存在，历史自然也会存在，记录、保存这些历史的人也会代代不息。”

    自古而今，不知道有多少人重复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依旧“存在”于泛黄纸张上的只言片语。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这座大房子，它的材料无一不是用这些记录历史这一本体的纸张所构建起来的。

    知道了这样的背景，志书存在的原因和必要性就好懂多了。

    前几天，杨士安在记者面前翻开他所藏的《乾隆诸暨县志》翻印版，和此次重印的版本比较，这部翻印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县志相形见绌，字迹并不清晰，制作水准也乏善可陈。但就是这样一部志书，杨士安一直当宝贝一样研读它。

    在他看来，《乾隆诸暨县志》的优点主要有两个。第一是整部县志都由当时长澜（今店口镇湄池村）的书法大家石梁书写，书法大家镌写方志，让这部志书增彩不少。

    “更为少见的是，在这部志书的前头列出了一个‘引用书目’。”在杨士安的指引下，记者看到，卷一的开头，有以经史子集为纲，列举了210种引用书目，并详细地将这些书籍的年代、作者、注疏等一一标明。杨士安说，不能用少见来形容，这绝对是方志当中绝无仅有的。

    事实上，历朝历代的诸暨县志除了真实还原当时的诸暨现实之外，都有其独特之处。以《国朝三修诸暨县志》为例，在这部修撰于光绪年间、成书于民国的县志中，以《水经注》特有的体例记录诸暨的山川，这至少是在附近县志中所未见的。

    “不过，我能说得出优点讲得出门道的诸暨县志也不过3部，康熙、乾隆、国朝三修。”杨士安说，因为诸暨有史以来的12部旧志只剩下这3部了，从北宋庆历初年修了1次，元至正年间修了1次，明代修了6次，清代也修了4次，除了康熙、乾隆和国朝三修这3部诸暨县志之外，其余9部县志如今尽数失传。

    志书失传了，志书所记载的那些风物也就此失去了和现实的联系。因为历史传承有续，从来都是后来者以前人所修的史志为基础，将中间所不变的依样记录，同时所变化的也如实载入。不论从哪种角度讲，志书的失传都意味着一时一地的历史信息的消失，这也给后人带来一个历史“空白期”。修志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次修志迫在眉睫

    同样是一部地方志，成书于汉代的《越绝书》记载的是绍兴范围内的历史，这一堪称“地方志鼻祖”的志书给了历代诸暨文人墨客一种超越时空的寄托：不仅盛世要修志，而且因为这里有过地方志的辉煌，延续这样的辉煌是一方文士应有的担当。

    1983年，我市成立县志编撰委员会；1991年结束修撰；1993年，《诸暨县志》成书。“上世纪80年代，全省兴起了一股修撰方志的热潮，我们也是在当时做得比较好的。”民间文化人士周煦凤也是参与当年修志的人员之一。他说，1993年版的《诸暨县志》在前志的基础上，用白话文记述，运用大量照片，且体例完备，较为翔实地反映出诸暨有史以来至改革开放这段历史。

    流传下来的3部旧志加上1部新志，将历朝历代的诸暨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可对于一座有着两千余年历史的城市来说，4部志书实在并不算多。

    如今，就连新志成书都已过去20年了，物换星移，新志不新。况且，20年间所发生的变化是过去几千年也难以企及的。在周煦凤看来，启动第二次修志工作迫在眉睫。“修志不是为今人，而是为后人，从长远角度看，这是件利在千秋的大事、好事。”

    而对于市档案馆来说，地方志古为今用则又有了新的内涵。王玉英说，除了将《乾隆诸暨县志》重印之外，原刻本辑佚、重印及译注项目还有译注这一最后工序还未完成。“今年，译注这项工作也会全面展开，到时候我们会邀请权威人士来为这部县志断文、译注，让这部旧志有更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