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平调解工作室”组建于2020年9月，成立初衷就是要推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3年来，调解员们行走在矛盾纠纷调处第一线，凭借专业的优势，截至6月底，已调解纠纷12651件，成为了我市创新基层治理的一块“金字招牌”。
政法干部退休不退岗
天平调解工作室位于市社会治理中心二楼，调解员的办公位就在大厅，方便群众直接到身边沟通交流。
工作室里人流如梭，在印有“依法调解，公平公正”标语的背景墙下，是调解员繁忙的日常，有的拿着电话滔滔不绝，有的对着电脑不停敲打，有的跟当事人双方耐心沟通，还有的对着厚厚的资料寻找调解的关键……他们熟稔而认真，举手投足间，隐隐透着政法系统浸淫多年的精气神。
工作室负责人夏朝霞就是一名退休法官。2016年退休后，她便开始从事调解工作，天平调解工作室成立后，她加入其中，负责一般民事纠纷调解工作，包括民间借贷、承揽合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劳务合同等，是调解室里的元老。同为退休法官的调解员还有66岁的陈鑫耿、66岁的蔡生苗，68岁的余国文和65岁的徐建毅则是市人民检察院的退休检察官，他们其中大多从事调解工作多年，在天平调解工作室成立后陆续加入。
“工作室的成立，能够进一步推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夏朝霞说，为了更好地开展调解，工作室的30位调解员“术业有专攻”：5位负责道路交通事故纠纷、3位负责物业纠纷、2位负责买卖合同纠纷，10位分布在大唐、店口、枫桥、牌头、璜山5个人民法庭，其余负责一般民事纠纷及辅助工作。
当谈到加入的理由时，调解员的回答出奇一致：想发挥余热，守护诸暨平安。
化解纠纷不分大小
在天平调解工作室2号调解室里，63岁的法院退休干部王金权正在调解一起物业纠纷案。
两年前，周某欠了小区物业公司689元物业费，理由是没有看到合同，不付钱，结果被告了。案子转到了王金权的手上。
刚开始，周某情绪非常激动，还带了亲属前来“助威”，房间里充斥着她的大嗓门。王金权耐心倾听的态度，让周某缓了下来。然后王金权拿出物业服务补充协议作为凭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释之以法。这让周某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业主的义务。经过协商，周某当场付了欠款，纠纷得以化解。
一看时间，仅用了半个小时！双方握手言和，嘴里一个劲地说着：谢谢！谢谢！“600多块钱数目不大，但为了给当事人双方一个公道，我也要全力做好工作。”王金权抱着一个资料袋，这是当天又一份可以归档的材料了。
与王金权的顺利相比，隔壁工位的陈鑫耿就忍不住吐槽了：“又没人接电话……”这是他第三次拨打该申请人的电话。无奈之下，他只好先联系下一个案件的申请人。陈鑫耿的电脑桌面被密密麻麻的文档铺满，这些都是他加入天平调解工作室以来收到的案件和办结的案件，分别是1307件和413件。
天平调解工作室不只有老牌调解员，还有不少出色的年轻调解员，石珊珊就是其中之一。
她有个引以为傲的“战绩”是，半天时间里化解了3起劳务合同纠纷案：朱某欠了吴某20750元工资已有大半年之久，而吴某的妻子生病急需用钱支付医药费。石珊珊将吴某的委托代理人与朱某本人约至调解工作室后，经过一个多小时耐心劝导，最终双方签订协议，朱某分两个月付清吴某工资。随后，石珊珊一鼓作气，快速化解了朱某与裴某父子之间的两起劳务合同纠纷。
日均调解超12件
天平调解工作室的调解工作为何如此高效？
夏朝霞认为，一方面原因是调解员大多为公检法司部门退休人员，法律功底深厚、司法经验丰富，年轻调解员们基本上是法律专业毕业，专业知识扎实。另一方面，工作室制订了详细的工作制度、工作内容，并做到制度上墙，人员职责明确。
“法院民事诉讼审理期限需要3个月或者6个月，而在天平调解工作室，快的话只需要几十分钟就可以解决问题。”调解员蔡生苗解释说，天平调解工作室对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对经调解成功并当场履行的，记录在卷，案结事了；对不能当场履行的，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根据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审查后出具《民事裁定书》，赋予强制执行力，一方当事人未按调解协议履行义务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天平调解工作室通过浙江解纷码平台进行案件流转并由管理人员分案。调解员受理案件后采用电话、线上等简易方式召集当事人进行调解，综合运用多种调解方式，结合情理、法理的分析，促成调解。
“天平调解工作室在诉前调解和诉调对接工作中发挥了切实的作用，缓解了法院的审判执行压力，减轻了老百姓的诉累，实现了群众满意、法院减负、社会和谐的多赢局面。”夏朝霞说。
据统计显示，截至6月底，天平调解工作室已经成功调解婚姻家庭、损害赔偿、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等各类纠纷12651件，日均调解超12件。
目前，群众可以通过三种途径申请天平调解工作室调处纠纷：在浙江解纷码上申请；通过法院立案大厅立案后分配到工作室；通过社会治理中心协同分流到工作室。
